fwl ……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31]其次，这些对自己权利的集体约定本身并没有创造任何"租金"或"剩余"，而只是纯粹的重新分配。而这两点之外的其他选择和决策，却显然不能计人其中。
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将"交易成本"理解为类似于物理学所说的"摩擦力"，这就完全错失了交易成本概念的机会成本意涵。而构成这些界权枷锁的制度限制，从经济学来看，也正是为了降低法律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过于高昂的界权成本。四、司法定价：校正正义还是分配正义？ 以往，不论是法哲学还是法律经济学，都将司法救济作为一个校正正义问题{5}（P.393-394）。反过来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界权成本随着法律边界的扩大而升高，随着法律边界的缩小而降低。相应地，一个案件的判定或者一个法案的出台，都是法律界权的自然结束。
"交易成本过高"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就是利益分歧要求权利界定。不论何种情况，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要素"、"财产"或者"法益"、"权利"、"产权"，必须是一个不存在利益分歧和争议的对象。考茨基反对在俄国实行专政，他说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由于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是阶级对立日趋尖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充分展开的年代，在他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既没有共产党人和平取得政权的先例，当时的社会情势也没有展现出产生这种先例的任何现实可能性，因而，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专政官制度的设立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中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从古至今，当暴力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制度根本变革唯一可能的方式的时候，就必然意味着新旧社会的更替将要经历一个特殊的社会革命时期，一个充斥着动乱、暴动、镇压和战争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实行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和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体制，都会面临重重障碍，因而，革命势力选择过渡性的专政或独裁，就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专政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除了无权决定改变政体之外，对任何事务都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包括元老院、执政官在内的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专政官的命令。
第二个特质是专政官制度属于危机管理的一种临时措施。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独裁和土耳其独立后凯末尔的独裁，都属于过渡性专政政权。
六、列宁的专政定义及其引起的无谓辩护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创立者，但是，他从没有在自己的论著中为专政下过任何定义。马克思最初的理论设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经过短暂的革命专政之后，即进入了不需要专政的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无阶级社会。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于是，一次次以践踏法制为特点的大清洗 接连不断地持续到1950年代，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既被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治理，还被用于处理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专政体制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被进一步强化，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模式。
熟悉国际共运史的人们都知道，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欧美思想理论界已经形成一种相当广泛的思潮，此种思潮中有形形色色的思想派别，有的主张回到封建和宗法社会，有的主张用社会慈善措施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等等，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思想派别都以社会主义相标榜。至于专政官则根本不属于国家常设机构，而是非常时期的应急性临时设置，随着危机到来而来，随着危机过去而去。因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的世界近现代史中，推崇或实行专政/独裁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不乏其人，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敢于公然鼓吹专制。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漫长历史演进中，事随时转乃是常态，应急性和过渡性的专政可能演化为常态性的专政，常态性的专政也可能演化为暴君专制，而且，制度的变异有时候会出现非彼非此、亦彼亦此的情况。
这种历史的惯性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逐渐有所改观，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法制建设，到法治原则入宪，社会主义中国终于走上了法治国家之路，任何权力、任何诉求都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也渐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任何类型的国家都与强制和暴力有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差别只是在于，在法治国家中一切强制和暴力都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必须接受合法性审查，违法实施强制和暴力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一个带有明显贬义的称谓，其词根despot系奴隶主和暴君之意，专门用来指称那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第194页，专制条)。这种作为应急措施的专政官制与现代国家在宪政体制下实行的紧急状态有很大的同质性，两者都允许政府在非常时期行使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法律一般规则限制的紧急权力，但是，时间短暂且有明确期限。
当时代表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人亚·亚·基泽韦捷尔在回答社会民主党人(俄共前身)时声称：不管他们怎样极力使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词变得温和，他们也是不可能得逞的。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论述最多的是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资本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第一阶段，另一个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实行专政是有明确限制条件的，一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无阶级社会，专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也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马克思所主张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的革命专政，是以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终点的。此后，应急性专政便沉寂在千余年的人类政治文明史长河之中，到了近现代，另一种模式的应急性专政又开始出现——现代法治国家的紧急状态其实就是应急性专政的一种表现形态。第一个特质是专政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
例如，就古罗马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治理体系而言，它是属于共和体制而非专政体制，因为体现民主制的人民大会，体现贵族制的元老院以及取代了终身制国王的任期制执政官是国家治理的三个主要常设机构，负责正常状态即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国家治理。在应急性的专政状态下，法治与专政的关系既对立又相容，对立是技术性的，是相对次要的关系，而相容则是制度性的，是更为根本的关系。
三、专政形态的历史演化 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专政官制度是古罗马共和国的首创，在当时是独特和唯一的，此后，则被一些国家模仿、借鉴和改造，经历了一个由应急措施到专政体制的演变过程。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一个多月后组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成为革命专政的利器(列宁语)，它具有不受法律限制的逮捕、审讯、监禁和处罚反革命分子(包括被契卡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的权力，甚至不经审判就地枪决。
这种体制设计的着眼点显然是借助于权力制衡来防止国家统治者滥用权力，历史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安排也确实能够很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过，它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天然缺陷：只要两位执政官不能对同一件公务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便不能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这在很多时候意味着政府进入了某种瘫痪状态。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仅仅是：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设想，他所主张的专政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即专政存在于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两段最广为人知，也最具代表性的论述。
造化弄人，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中，我国成了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最淡的国家，不仅有权有势者不时僭越法律，草根阶层中的许多人也勇于越过法律的边界去实现诉求甚至公然对抗执法公权。马克思在谈论专政时经常用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甚至革命的暂时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5页)来加以限定，这说明至少在马克思本人的观念中，并不存在一种长期持续的和作为国家治理常态模式的革命专政。显而易见的是，专政官所拥有的权力与专制帝王是近似的，为了防止专政官异化为专制帝王，其任期被限定为最多不超过六个月。这是一种非常易于引起误解的用语错误和概念混淆，因为作为特定政治制度安排的专政和专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差异。
由于受到古罗马文明的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些杰出政治家还以专政官/独裁者自称，例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曾经于1860年在西西里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独裁政府，并自任独裁者，借以号召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后来在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进军中，他还在隶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巴齐塔利卡省组建了新的省政府并指定了临时的独裁者。可以说，尽管各种形态的专政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但是，在典型意义上的专政体制之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关系还远远不是主与奴的关系。
七、苏联与中国的专政实践 列宁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专政理论付诸实践的政治领袖，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为了镇压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和破坏，为了在社会大动荡中建立革命的秩序，列宁厉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既然列宁的定义是不会错的，既然专政和法治都是要坚持的，于是，他们就试图帮助列宁摆脱这个矛盾，并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理论解释：其一，列宁所言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仅仅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但是，要受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限制;其二，列宁的意思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受法律限制，因为接受法律限制就没有暴力革命，而在夺取政权之后，权力应当受到法律限制。
因此，上述对列宁专政定义的辩护性理论解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且，列宁也不需要这种无谓的辩护。尽管如此，在马克思本人的话语体系中，终其一生一直以共产主义作为表达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
在这种应急性质的制度安排之下，专政官之所以被赋予超越法律的特权，与两个因素有直接关系，一个是两执政官制，另一个是古罗马共和国的国情。第三种形态是常态性的体制化专政。这里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当然是指不受本政权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至于它是否需要接受被其推翻的前政权的法律限制，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第二次是在1918年与考茨基论战的时候。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进入了无阶级社会，而一旦进入无阶级社会，同样意味着革命专政的结束。考虑到从人治向法治转型不仅是一个特别复杂和艰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我们在法治的路上行进时，基于轻重缓急的考虑权衡，有时候可能以退为进，不得不采取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与法治原则有某种矛盾的选项，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如果某个选项是从根本上排斥法治的，就只能予以放弃，要不然就得放弃我们共同认可的讨论问题的前提。
因此，即使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转型期相对更长的俄国，列宁所设想的专政期间最大限度也是在20年之内的，因此，列宁所主张的专政仍然具有过渡性专政的属性，而不是持续地长期存在的、作为国家治理常态形式的体制化专政。另外，当初古罗马实行共和制时，国力弱小，周边强敌环伺，外敌不时入侵，罗马人又要对外武力扩张，国家也就频频面临战争状态。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在很多场合，有些人不在意专政与专制的区别，时常把两者等量齐观地混同使用。
